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人们就喜欢把中国作家一直未获诺贝尔奖归咎于没有好的西方文字译本。李国涛先生最近发表的文章《翻译与诺贝尔奖》在论及泰戈尔获得该奖的原因时说：“还有一点怕也不是无关紧要。这就是他自己的英语极好，他自己译自己用孟加拉语写成的诗。”并且引证泰戈尔秘书的话，说明这位印度诗人不仅会译，而且译得非常好。（见2000年4月29日《文汇读书周报》）
本文无意探讨中国作家未获诺贝尔奖是否真正与无好译文有关这一问题，更不想呼吁意欲博取这一殊荣的中国作家都先去提高自己的外语水平，练就一身翻译硬功夫，只想就手边的一些材料谈谈泰戈尔获取诺贝尔奖前后的一些情况，借以说明西方人所欣赏的泰戈尔作品，主要也不是他自己译成英文的。
泰戈尔获得诺贝尔奖之前，曾经三次旅居英国。第一次1878－1880年是作为留学生，1890年是作为来去匆匆的游客，两次都没有给高傲的英国人留下什么印象。不过，1912年这第三次欧洲游的情况却不大一样：一下子就成为英国家喻户晓的大诗人，并且在第二年就获得了诺贝尔奖。
在这之前，即使在印度本土，泰戈尔的知名度也不是很高。他所以能够奇迹般地猛然在英国出名，系与威廉·罗森斯坦因的帮助有关。罗森斯坦因是一位英国画家，1901－1911年在印度写生时，曾寓居泰戈尔家，并为后者画过像。不过，他是在回到英国之后，读了泰戈尔诗文的英译本时，才惊叹于这位印度诗人的才华的。正是在他的敦促之下，泰戈尔才有1912年的这次伦敦之行。
泰戈尔到英国后不久，罗森斯坦因即将诗人自己译成英文的《吉檀迦利》手稿转给大诗人叶芝，请他发表意见。叶芝读后激动不已，称誉泰戈尔的诗“是高度文明的产物，如同沃土中长出的灯芯草。”罗森斯坦因为此而受到鼓舞，举行家宴，正式介绍泰戈尔认识叶芝以及当时旅居欧洲的美国诗人庞德。叶芝不仅在席间热情洋溢地朗诵了泰戈尔的诗歌，并亲自为《吉檀迦利》的英文版作序。这篇序言随同诗集一起被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广为传播。而庞德以其担任芝加哥《诗艺》杂志记者之便，抢在《吉檀迦利》在英国问世之前，率先发表了泰戈尔的6首诗。后来，他又写了几篇关于泰戈尔的文章，其评价之高不下于叶芝的序言。
1912年7月12日，罗森斯坦因又在伦敦的一家豪华酒店举行欢迎泰戈尔的盛宴，邀请更多的文化界名流作陪，由叶芝致欢迎词。紧接着，英国戏剧家协会也举办晚会欢迎泰戈尔。伦敦的报纸对这些活动均有报道。一时间，泰戈尔及其诗歌成了此间的热门话题。
到7月底，泰戈尔已与肖伯纳、威尔士、布里吉斯、高尔斯华绥等英国名作家相识。此时，英国诗人斯杰茨·穆尔正式向瑞典科学院推荐泰戈尔，希望能将下一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这位印度诗人。瑞典科学院决定给予泰戈尔这一奖赏，以表彰“其诗作所揭示的深沉意蕴与高尚目标”，以及他“用西方文学普遍接受的形式对于美丽而清新的东方思想之绝妙表达”。（参见毛信德主编《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传》82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3年）
评语中“用西方文学普遍接受的形式”这几个字透露出诺贝尔文学奖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主义。这就是说，如果其形式不为西方普遍接受，或者说西方人理解不了，再好的作品也不会获得西方老爷们的青睐。试想，如果泰戈尔的作品不译成英文，不在英国出版，不由欧洲作家鼓吹和推荐；如果印度不是大不列颠王国的殖民地，泰戈尔当时会赢得这一盛誉吗？
在这之后数年间，泰戈尔的作品不仅风靡欧洲，而且带动了那里的散文诗潮流。他的诗文之所以能在欧洲广受欢迎，除了其自身的魅力之外，其译文之精彩也起了很大作用。比如《吉檀迦利》的英文本虽是他本人所译，但却经过大诗人叶芝的修改润色，而荷兰文译者梵·艾登，法文译者安德烈·纪德，西班牙文译者希梅内斯等本身都是大名鼎鼎的诗人。
1914年，泰戈尔在英国的声望达到了顶峰。在这之后，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同时也因为他其它作品的西文翻译质量不佳（主要是由他自己翻译的），有人批评它们在艺术上不够完美，有语言重复等毛病。
不仅如此，连原来称赞他、帮助他在西方获得名声的一些作家也改变了对他的看法。比如庞德1912年9月曾发表文章，预言泰戈尔在这年冬天就将名噪欧洲，并说他掌握了英文的种种妙处。此后的几篇文章，也一再强调泰戈尔诗歌所特有的宁静感。庞德甚至还说，与泰戈尔这个纯朴的东方人相比，他自己显得像是个身披兽皮的野人。可是1913年4月，庞德就变了调子。他在一封信里说，若是泰戈尔“不注意只发表自己的优秀之作，我将难以在伦敦捍卫他。”而到1917年元月，庞德更声称，泰戈尔之所以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纯粹是靠人为制造的轰动效应。当某些影响巨大的文学家将他推举出来之后，他却一头扎进宗教中，乐于被人吹捧和崇拜。（见胡尔维茨《庞德与泰戈尔》，《美国文学》第36卷第1期583页）
法国诗人纪德对泰戈尔的态度也出现了类似的变化。1913年，纪德曾将《吉檀迦利》精心译成法文。这个译者前后印行了36次，在法语世界中广为流传。当时，纪德声称，他拜倒在这位孟加拉诗人面前，如同拜倒在神的面前一样，因为没有任何人的思想像泰戈尔的那样值得重视。可是自1918年之后，他对泰戈尔的态度却明显地冷淡了。叶芝也是这样。
此时仍与泰戈尔保持密切关系的欧洲大作家是罗曼·罗兰。泰戈尔那些激怒欧洲作家的有关民族主义的文章，在罗曼·罗兰那里获得了同情和支持。后者1919年4月10日写信给泰戈尔：“我希望，这精神上的两个半球有朝一日能够连结起来。因此，我非常高兴地看到，您在这方面作出了比谁都大的贡献。”泰戈尔对罗曼·罗兰反对人类仇恨的《独立精神宣言》也表示支持。在此后的七、八年间，二人一直频繁通信，亟欲寻找机会促膝畅谈。但是期待多年的会见（1926，维尔纳夫）不仅没有加深这两位东西方文化巨人的理解，反倒使他的长期形成的友谊一下子断绝了。罗曼·罗兰当时觉得，泰戈尔是一个清谈家，理想虽然美妙，但却不去认真实行，因而成了一个被人遗弃的孤独者。后来，当他们再度重逢时，罗曼·罗兰竟然长叹：“我们就像两个不能互相认识的盲人。”（《罗曼·罗兰日记（1915－1943）》，227页，巴黎，1951年）。
我想，罗曼·罗兰的这句意味深长的话，或许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直到今天，中国作家仍与诺贝尔奖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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